陈尚君│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 ——《杜甫为郎离蜀考》续篇
编者按：原文刊载于《草堂》（今《杜甫研究学刊》）1985年第1期，总第9期。
永泰元年（765）杜甫弃成都草堂出走，是其晚年生活和诗歌创作的重要转折点。其离蜀原因，唐人说法不一，自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提出“（严）武卒，甫无所依”而出走说后，几为历代治杜学者所一致接受，仅清人浦起龙曾提出质疑，近年亦有学者注意及此，惜未提出新说。拙文《杜甫为郎离蜀考》（刊《复旦学报》一九八四年第一期）对此重新作了考察，指出严武卒于该年四月末，杜甫离成都在三月底至五月初之间，不可能在严武初死的数日内即出走。当时两川形势亦未对他构成威胁，而他哀悼严武之诗作于滞峡时，在此年春间己在筹备出行，因此可以肯定其离蜀在严武死前。那么其离蜀原因究竟何在呢？拙文从杜甫本人诗中找到线索，出行与其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有关。旧说以为杜甫除郎职在严武幕府时，所除只是虚衔，实误。拙文考察了杜甫除官的全称和唐代检校官制的演变，指出杜甫所得官为未实授的郎官，并非纯属虚衔。杜甫居幕期间，从未以郎官自称。所着官服亦非绯袍，以后诗中提到郎幕二职时均分别叙述，弃幕后仍一直以郎官自居。可知除郎官并不在居幕期间。从杜甫本人诗看，除郎职时间应在永泰元年春间，同时即召他入京。为郎是他离蜀的直接原因。
杜甫离蜀后，在云安居住半年，在夔州住了将近两年，出峡后在江陵、公安又滞留近一年，折而入湘，又往返于潭、衡二州间。这一系列行止的原因究竞何在，前人已提出种种解释，但仍存有不少疑点，其关键在于初行动机未曾澄清。为郎离蜀说的提出，使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，对其后期的生活、思想、创作的研究，也有一定的意义。本文作为《为郎离蜀考》的续篇，拟在前文基础上，详细考察其离蜀后行止的原因，同时也对其思想、生活、创作的变化附带加以解释。本文提供的证据和结论，也是对前文结论的补充和支持。为避免行文冗长，凡前文已述及者从简，凡与今人见解相同者从略。错误不当之处，尚祈方家赐正。
永泰元年初，杜甫辞严幕归草堂，修缉整缮，作《除草》《营屋》《长吟》诸诗，有退隐闲居、终老草堂之志。《春日江村五首》之四所云“郊扉存晚计”，云安所作《客堂》云“事业只浊醪，营葺但草屋”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但在朝廷郎官之命到达后，即改变初衷，意欲出仕。其中原因，《为郎离蜀考》在考释《春日江村》《客堂》诸诗时已曾涉及，因篇幅所限，未能详述。此为杜甫晚年行止的关键转折，须详加考析。
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杜甫在玄肃两朝的遭际。杜甫素有兼济天下之志，以忧国忧民为己职，此为世人所共知。欲济世，除了入仕，别无他途。天宝间，杜甫汲汲求官，除食俸养家外，主要是希图有所作为。献赋得出身，除右卫率府胄曹参军。安史乱起，适在奉先料理家事，归陷长安，为第一次脱仕。后逃归凤翔，拜左拾遗，因疏救房琯，遭墨制放还。收京后立朝未久，又因事出为华州司功参军。这一时期，他在政治上属房琯一党，与房琯、张镐、严武、贾至、王维、岑参等关系较好。至华州未久，因岁饥，又不屑吏务，遂弃职入川。是为第二次脱仕，两次脱仕，均为情势所迫，不全出于自愿。在川中数年，忧国忧民之念未息，从政之志则日趋淡泊。这大约于他对官场腐败也具认识有关。在房琯一派遭贬斥之际，他也不可能有重入朝廷的机缘。时两川不宁，故杜甫屡有出川之想。严武与他交情久契，两镇西川，生活上给予种种照顾。杜甫入幕，只是“暂酬知己分”（《到村》）。俗务纷繁，同僚猜忌，终使他辞幕而归。
代宗于宝应元年四月即位后，推恩海内，追复肃宗朝贬黜的官员，房琯从汉州刺史被命为刑部尚书，张镐自辰州司户迁至江西观察使，贾至自岳州司马入朝，旋除尚书左丞，严武入朝未久，即任黄门侍郎。在这种政治形势下，杜甫也被任命为正七品下的京兆功曹，地位略高于华州司功。但他并不满意，原因是“功曹非复汉萧何”（《奉寄别马巴州》），虽得入京，但不得在朝言事，只能复困于簿书，遂不赴。永泰元年初之被除检校工部员外郎，固出严武荐奏，与朝政的上述变化也显然有关。工部郎官虽仅“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”（《新唐书·职官志》），但可立朝言事，时人亦素重郎官之选。杜甫对此颇为满意，诗中常露矜喜之色，如云：“台郎选才俊，自顾亦已极。前辈声名人，埋没何所得！”（《客堂》）“郎官未为冗。”（《晚登瀼上堂》）“不才名位晚，敢恨省郎迟？”（《夔府书怀四十韵》）“郎官列宿应。”（《寄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》）《春日江村》、《客堂》二诗直率陈述了他受除郎官后在出仕和退隐问题上的思想矛盾，最后，为朝廷、为国家排难解忧的决心占了主导，放弃了终老草堂的打算。这和杜甫的一贯精神是一致的。安史乱后，唐王朝虽幸免于覆亡，亦无复往日之强盛。河北诸镇名附实抗，吐蕃回纥不断侵扰，各地军阀争夺地盘，战乱频仍。朝廷财政拮据，加紧向民间搜括。人民在战乱、重赋双重压迫下，大批逃亡，辗转沟壑，农事日废。杜甫目睹及此，不甘独善己身，希冀以自己的力量“毫发裨社稷”（《客堂》），正是他早年致君尧舜理想的必然延续。同时，当然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。封建时代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，生活来源主要有两方面，或当官食俸，或拥田食租。舍此二途，只能寄居权门当食客。杜甫入川后，失去了官俸，遗弃了两京产业，仅靠他人接济为生，处境极为艰窘。尽管当时京官的俸料钱极其有限，对长期寄人篱下的杜甫来说，仍具一定吸引力。另外，他在蜀一直怀念故土，诗中多次提到两京产业。时大乱甫定，入京为郎，与他乱定归乡之志相契。“故园当北斗，直指照西秦”（《月三首》）正透露出其间消息。
此年春夏之交，杜甫买舟东下，拟绕道荆襄入长安赴职。当时自蜀入朝主要有二途：北行出剑阁，越秦岭，距离较短，但多为山路，行旅甚艰；沿江东下，再溯汉水，改陆路由武关入长安，或经洛阳自潼关入秦中，此行途程较长，但多为舟行，对老人较适合。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设想归途云：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上襄阳向洛阳。”即取此路。房琯、严武、郭英乂的棺柩也取此道归葬京洛。
杜甫从成都到云安，舟行约四个月，中途在嘉、戎、泸、渝、忠各州均曾停留，有纪行诗。诗中表达的情绪，虽间有伤感之情，基调却是趋于乐观的。
在嘉州，有《狂歌行赠四兄》。诗中云：“今年思我来嘉州，嘉州酒重花绕楼。楼头吃酒楼下卧，长歌短咏迭相酬。四时八节还拘礼，女拜弟妻男拜弟。幅巾鞶带不挂身，头脂足垢何曾洗。”可见当时杜甫的生活情况。后四句只是说二人间不拘世俗之礼，脱巾蒙垢，狂歌豪饮。又云：“兄将富贵等浮云，弟窃功名好权势。”虽戏语，可知杜甫此行确负功名之责。郭沫若先生谓此诗岑参作。无确据。此诗王洙本不收，王琪后据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五○收入。诗中述及长安困居事，亦与杜甫经历相合。
至犍为，有《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》，末云：“中夜怀友朋，乾坤此深阻。浩荡前后间，佳期赴荆楚。”之绪为高宗相张大安之孙，曾任金部员外郎、都官郎中。德宗时卒，事详劳格《郎官石柱题名考》卷十六。《高力士外传》谓之绪因李辅国弄权而贬黔中。朱鹤龄注此诗，推测之绪“当以辅国败后复官员外郎也。”详诗意，二人似初拟结伴归京。
在戎州，有《宴戎州杨使君东楼》，首云：“胜绝惊身老，情意发兴奇。”属应酬之意。至渝州有《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峡》，云：“闻道乘骢发，沙边待至今。……船经一柱观，留眼共登临”二人亦曾约伴同行。一柱观在江陵。可知舟行至渝州，杜甫仍未有居峡之意。
在忠州诗有数首。《宴忠州使君姪宅》云“殊方此日欢”“乐助长歌逸”，仍为应酬之作。《闻高常侍亡》，自注：“忠州作。”高适卒于是年正月，杜甫至七、八月间始在忠州得其死讯，当因舟行间消息不通之故。首云：“归朝不相见，蜀使忽传亡。”仇注谓：“不相见，不得面别也。”未谛。“归朝”为就杜甫己身言，谓高既亡，己虽入朝而不得晤面。杜甫在忠州憩息达一、二月之久，从“淹泊仍愁虎，深居赖独园”（《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》）推测，时似已染疾。
《去蜀》《旅夜书怀》二诗，与前述诸诗表达的感情差异甚大。今人多以此二首为初行之际诗，实可商榷。《去蜀》为员安宇所出集外诗，宋时诸家说法不一，郭知达始置于初离蜀诸诗间，至钱、仇、浦、杨诸家均从其说。其实，细按本诗并无初离成都时所作的确凿证据。从诗意看，似为出江陵欲往湖南时所作。《为郎离蜀考》己有较详论列，此处不再复述。《旅夜书怀》一诗，鲁訔、蔡梦弼定为大历四年三月在湖南作，黄鹤以为“当是永泰元年去成都，舟下渝、忠时作。”后钱、仇、浦、杨各家均系为渝、忠间诗。今按，此诗前段云：“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。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”为夜间身处孤舟中所见景物。江水流经戎、泸诸州，多在群山中穿行。至渝、忠二州，已渐入峡谷，两岸山势更为险峻。舟中很难见到“星垂平野阔”这样开阔的平原景色。后段云：“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。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”今人或释“官应老病休”为疏救房琯被贬斥罢官事，显属附会之说。按拙文考证，杜甫初离别时，确拟入朝为郎，后因病卧峡而不果行，失去官职。此句所述，为出峡后事。联系前半段景物的描写，此诗应作于客居江陵前后舟行之际。以漂泊天地间的沙鸥自比，也与当时处境相合。鲁、蔡定为湖南诗，亦未谛，诗中提及“大江”，习惯上不能视为湘水。
杜甫抵达云安时日已无从考知，有《云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》，知至迟九月初已到达。由于旅途劳顿，舟行受潮，多年旧疾病肺与消渴症同时发作，病情极其严重，次年所作《客堂》诗叙病情较详。“栖泊云安县，消中内相毒。旧疾廿（一作甘，非）载来，衰年得无足。死为殊方鬼，头白免短促。”不得不卧枕养病，暂留云安，将下峡计划推迟。云安为峡中小邑，养病、居住均不便。《峡中览物》云：“舟中得病移衾枕，洞口经春长薜萝。”即指出这一点。至次年（大历元年）暮春，病势稍轻，即迁居夔州，继续养病。直至入秋以后，始稍得恢复。
初抵云安时，杜甫时时想着赴朝廷就职。入冬作《将晓二首》云：“壮惜身名晚，衰惭应接多。归朝日簪笏，筋力定如何？”在云安为暂留，杜甫生活上曾得到郑贲兄弟、常征君等照顾，“应接”即指与诸人之应酬。后二句，自揣体力衰弱，归朝后能否胜任繁冗的朝务，甚感忧虑。季冬有《十二月一日三首》云：“明光起草人所羡，肺病几时朝日边？”前句用汉王商借明光殿草制典故。汉制，尚书郎掌文草，此借用以自喻，谓郎官之职，众所瞩望，希肺病速愈，以便入朝就职。《又雪》云：“愁边有江水，焉得北之朝？”为睹江水而动归愁。
次年春所作诗，仍期望入朝，只是体力不支，心理极其矛盾。《客堂》云：“尚想趋朝廷，毫发裨社稷。形骸今若是，进退委行色。”《赠郑十八贲》云：“心虽在朝谒，力与愿矛盾。抱病排金门，衰容岂为敏？”意思都很明显。可知他初到云安时，病体孱弱，担心归朝难承应接。入冬病大作，欲行而力不可，徒有遥想之情。翌年春，归愿尚未泯，但形骸枯槁，进退皆非。不得不移枕夔州，暂作稽留。
从大历元年暮春到大历三年初春，杜甫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时间。离峡前所作《写怀二首》，将滞峡原因作了明白的交代：“鄙夫到巫峡，三岁如转烛。全命甘留滞，忘情任荣辱。”为了养病，为了生命的存留，不得不改变行程，在峡中住下去。他初行既拟入京，所携川资未必富足。峡中卧疾，出于意外，滞留时间之久，也非初料所及。移居夔州之际所作《客居》已自叹：“我在路中央，生理不得论。”“路中央”，指旅程的半途，“生理”即生计。可知滞峡仅半年，杜甫及一家的生计已极为拮据。夔州虽为峡中最大州城，但踞地高峻，气候恶劣，瘴疠盛行，并不适宜居住疗疾。杜甫在当地既无亲友，又得不到必要的饵药治疗，只拟暂往将息，故初到不久，即思出峡。但因病体未曾康复、经济拮据、朝廷联系中断等原因，一再延宕改期。处在这种心境之中，他对峡中的山水与民俗都感到讨厌，不断在诗中诅咒。郭沫若先生在《李白与杜甫》中对此已曾指出，只是未能深悉杜甫滞峡的实际状况，因而指责杜甫“以地主贵族的眼光在看当时的四川”，实未允。
杜甫居夔之初，王崟与崔某相继为夔州刺史，与杜甫有过交往，但接济恐不会很多。直到柏茂琳任夔府都督，杜甫生活才稍得安定，自西阁迁居瀼西，稍作留住。
柏茂琳即柏贞节，两《唐书》均无传。只能依据史传中零星材料，知其片断经历。茂琳，蜀郡人，原是邛州牙将。严武死后，投在郭英乂麾下，与严武旧部崔旰作战。郭被杀后，又纠合泸州、剑州牙将共攻崔旰，蜀中大乱。杜鸿渐入蜀理乱，受贿为诸将请官，他与崔旰抗礼，分领邛南节度使。朝廷姑息，授他夔府都督，实质是另割五州之地以分开二虎之斗。茂琳抵夔时间，大约在大历元年冬间。杜甫称他为“故人”（见《览镜呈柏中丞》），可能在严幕或旅止邛州时，曾有交识。柏初至夔，即命杜甫草谢表，作颂诗，参预宴会，陪阅将士。作为报酬，给杜甫瀼西的几间草屋，四十亩果园，又“频分月俸”《《峡口两首》自注），生活上稍予关照，另为安排检校东屯百顷公田的差使。检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，尚书省工部屯田司管“天下诸军州营屯”九百余处，由屯官执掌。东屯当即其一，屯官即行官张望，杜甫的责任是察看屯田情况。估计为柏茂林因其检校工部员外郎身份，权委此职，并未通过朝廷。对困拘旅寓的诗人来说，这一切已相当优适了。尽管他为此也付出了代价，但毕竟得到将息调养，身体逐渐康复。
卧疾夔州的最初半年，杜甫仍期望北趋朝廷，只是自感行期渺茫，哀叹之意增多。见于诗中的有：
回首周南客，驱驰魏阙心。（《晴二首》。周南客，用司马谈留滞周南未预封禅事。）
群公苍玉佩，天子翠云裘，同舍晨趋侍，胡为此淹留？（《更题》。同舍，指郎署同僚。此诗以己因病留峡未预朝谒为憾。）
一卧沧江惊岁晚，几回青琐点朝班？（《秋兴八首》之五。几回，几时。二句慨叹卧疾已迫岁晚，不知何日方得入朝供职。历来释后句为忆拾遗时事，未谛。）
渭水秦川得见否？人今罢病虎纵横。（《愁》）
长怀报明主，卧病复高秋。（《摇落》）
时危思报主，衰谢不能休。（《江上》）
同时所作诗中，自矜为省郎之句，屡见不鲜。他不仅以郎官自居，将自己视为朝班中之一员，称其他郎官为同僚，甚至经常抱怨朝廷未给予郎官应有的待遇。有关诗篇，《为郎离蜀考》已曾列举，兹不赘。这一时期，大约是杜甫后期忠君怀阙之情最为炽烈的时期，诗中屡有表现。从杜甫当时特定的处境来考察，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。
大历二年秋所作《秋日夔府咏怀百韵》有“瓜时拘旅寓，萍泛苦夤缘”句。旧时官员到任时限虽较宽缓，但总有一期限。从永泰元年初出行，至此已栖迟二年有余。“瓜时”确在何时，今虽无从考知，但在大历二年以前，大约不成问题。瓜时虽误，杜甫归朝之志并未泯灭，从大历二年诗中仍可读到以下的诗句：
抱病江天白首郎，空山楼阁暮春光。衣冠是日朝天子，草奏何时入帝乡？（《承闻河北诸节度入朝……》）
欲陈济时策，已老尚书郎。不息豺狼斗，空惭鸳鹭行。（《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》）
我多长卿病，日夕思朝廷。（《同元使君<舂陵行>》）
尉佗虽北拜，太史尚南留。（《奉送王信州崟北归》）
职当忧戚伏衾枕，况乃迟暮加烦剧。（《醉为马坠群公携酒相看》）
杖藜雪后临丹壑，鸣玉朝来散紫宸。心折此时无一寸，路迷何处是三秦？（《冬至》）
只是希望日见微茫，语气更形衰飒。在这一期间，他曾试图与朝廷取得联系，似未有结果（详下节）。将离夔州时，尚有诗云：“冯唐虽晚达，终觊在皇都。“（《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……》）不改入朝初旨。
夔州时期是杜甫后期诗欲创作的高峰时期。病痛的折磨，生活的艰难，寄人篱下的屈辱，郎官的责任，国事日危的忧虑，是形成这一时期诗风的几项不可忽略的因素。
大历三年三月，杜甫到达江陵。离峡前有诗题云其弟杜观“迎就当阳居止”，却并未实现。依靠李之芳、郑审等人的关系，他在荆南幕府留住了半年左右。其时诗中自矜为郎之意已很少出现，间或有“肝肺若稍愈，亦上赤霄行”（《送覃二判官》）一类吭奋之声，基本格调是日趋衰飒。
江陵之地，向北可经襄阳抵两京，东可下吴越，南行可到湖南、岭南，溯江而上，为入两川、黔南、南诏的重要通道。杜甫在江陵盘桓半年多，显然是有所等待的。等待各方面的消息，以谋进退之路。
杜甫等待的，首先是朝廷的消息。滞留云安、夔州、江陵的三年间，杜甫曾多方设法与朝廷联系。《别蔡十四著作》云：“若凭南辕使，书札到天垠？”《寄韦有夏（应作“夏有”）郎中》云：“万里皇华使，为僚记腐儒。”《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》云：“卿到朝廷说老翁，漂零已是沧浪客。”都是托人向朝廷说情之作。《寄岑嘉州》云：“泊船秋夜经春草，伏枕青枫限玉除。”则是向友人通报情况。同时，又曾请人带信给时任礼部侍郎的故友贾至，多次给入川料理兵乱的宰相杜鸿渐及其幕僚寄诗，多次向夔府都督柏茂琳和荆南节度使卫伯玉献诗颂德，其目的显然是希望得到这些有力者的援引。
然而，在他滞峡期间，朝中人事已发生了急遽变化。高适、严武在他出行前后相继谢世。岑参立朝未久，即奉使入川，继任嘉州刺史。汉中王李瑀亦放外任。房琯、张镐均在数年前起复未久即离世。唯一在朝任职的故友，只有贾至，代宗时历任尚书左丞、礼部侍郎、兵部侍郎、京兆尹等职，官位较显要。杜甫寄诗给他，下文如何，现存文献中未有记录；杜甫在长沙述海内忘形故人时，贾至尚在世，却未提及，疑二人大历间关系已甚疏隔，贾未为杜出力。“乱离朋友尽，合沓岁月徂，吾衰将焉托，存没再呜呼”（《遣怀》）当时失去友朋也就失去了依靠。朝廷的形势，正如《秋兴八首》之四所云：“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异昔时”一切都已变了。其时执掌朝柄的是元载、王缙、杜鸿渐为首的一群新贵。《通鉴》载：“三人皆好佛，缙尤甚，不食晕血，与鸿渐造寺无穷。”不顾初经战乱，社会凋敞，加紧对民间的搜括。元载以奢侈贪污著称，被诛后籍没财产，仅胡麻即有八百石之多。杜鸿渐入蜀理乱，唯受贿为诸将请官而已。朝中货贿公行，除官往往非私即贿。代宗庸主，唯群贵是从。杜甫与元载没有关系。与王缙兄王维曾有较好的友谊，在《诸将五首》中称赞王缙“肯销金甲事春农”，但未见有直接联系。在夔州作《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》《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》，“黄门从叔”“杜相公”均指杜鸿渐。从叔只是唐人对同姓长者、尊者的通称。鸿渐出濮阳杜氏，与望出襄阳的杜甫没有亲戚关系。尽管杜甫在诗中称颂鸿渐：“南极一星朝北斗，五云多处是三台。”有意献款其门下，而鸿渐却毫无援引之情。至于柏茂琳、卫伯玉，名为朝廷命臣，实际上拥地自守。柏对杜生活上尚稍有照顾，卫除让杜做过几首颂诗外，资助似甚有限。二人似均未尽力向朝廷荐举杜甫。在夔州、江陵期间，杜甫时时期待着朝廷的消息。然而朝廷对这位病居峡中的省郎，却早已不复顾问。这是动乱的时代、昏暗的朝政下的必然结果。
同时，杜甫也在寻求其他方面的出路。诗中可考知的有以下几个方面。一、打听故乡消息。杜甫在洛阳附近有产业。《秋日夔府咏怀百韵》云：“两京犹薄产。”长安产业大约指客居十年及为拾遗期间所置，数量恐无许多。洛阳附近的土娄旧庄，则为父祖传下之产业。安史乱起，洛阳一带遭到破坏。乾元元年杜甫自华州归洛，其意显然是欲乘乱定之隙回乡收拾旧业。“昔归相识少，早已战场多。”（《复愁十二首》）前句即写当时境况。其后九节度兵溃相州，洛阳一带战事几经苍黄，所受破坏，最为惨剧。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载：“东周之地，久陷贼中，宫室焚烧，十不存一，百曹荒废，曾无尺椽。中间畿内，不满千户，井邑榛棘，豺狼所号。……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。”土娄旧庄，自然亦不能幸免。杜颖自成都北归后，只能寄住阳翟（据《远怀舍弟颍观等》），知旧庄已不堪居住。对此，杜甫不容不知，但却始终未放弃归理旧业的计划。在东川时作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云：“直下襄阳向洛阳。”自注：“余田园在东京。”在夔州，适孟十二仓曹赴东京候选，作《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》云：“平居丧乱后，不到洛阳岑。为历云山问，无辞荆棘深。北风黄叶下，南浦白头吟。十载江湖客，茫茫迟暮心。”似有知故乡确信即作归计之意。中原破坏已甚，孟去而期年无讯，是在所必然的。二、寻访江东亲属。杜甫在江东有五弟杜丰、韦氏妹与几位姑母。在东川时，曾得到江东诸亲属消息，当时准备出川，恐即拟赴江东。其后似即失去联系。在夔州曾多次觅人传书，均无下落。《解闷十二首》云：“为问淮南米贵贱，老夫乘兴欲东游。”《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》云：“明年下春水，东尽白云求。”虽屡动江东之兴，但江东寂无消息，终难成行。其弟杜颖、杜观曾入峡相见，杜观迎杜甫出峡，初拟寄住当阳，后未果。二人能提供的资助，恐不会很多。三、怀念成都草堂。在夔州作《怀锦水居止二首》云：“朝朝巫峡水，远逗锦江波。”“惜哉形胜地，回首一茫茫。”对草堂一直耿耿不忘。入朝不果，杜甫可仍回草堂。但不幸的是，他出行未久，严武旧部杀郭英乂，崔旰、杨子琳、柏茂琳等军阀发生激战，川中大乱。成都事实上已为兵戎之地，不可能再折回。杜甫在湖南时对入蜀者云：“愿子少干谒，蜀都足戎轩，误失将帅愿，不知亲故恩。”（《别李义》）对别人的忠告，也正是他本人的认识。据宋人记载，杜甫出行不久，成都草堂即为崔宁（旰）妾任氏所占，留居草堂的杜氏家人不得不徙居青神以避乱。
杜甫在江陵等待各方面的消息，以观进退。半年过去了，什么消息也没有。他寄居江陵，主要倚靠的是李之芳。之芳于秋间死去，荆南幕府中已难以容身。他与卫伯玉根本说不上有什么关系。《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》中“苦摇求食尾，常曝报恩鳃”二句，形象地表现了他的实际处境。
杜甫驾舟离开江陵，随水飘行，嗣后在公安、江陵曾短暂停留。其间，他的心情悲愤到了极点。在诗中写道：
我行何到此？物理直难齐！（《水宿遣兴奉呈群公》）
更欲投何处？飘然去此都。形骸元土木，舟楫复江湖。社稷缠妖气，干戈送老儒。百年同弃物，万国各穷途。（《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》）
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，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（《登岳阳楼》）
在遍地干戈的动乱时代，他举目无亲，欲行无路，凄凉一身，携妻将雏，确实已面临绝境了。在公安，他在《别董颋》中曾萌念欲往汉阳、襄阳一带隐居。襄阳为杜甫族望所在地，但他这一枝久已占籍他地，襄阳亦不可能有栖息之地。与“迎就当阳居止”有无关系，已无从证实。在岳阳，大约念及故友韦之晋正为湖南观察使，遂决意南行相依。大历四年春间，他自岳阳放舟溯湘而上，直赴衡阳依韦。不巧的是，他南行之际，韦之晋自衡州刺史调为潭洲刺史。他只得随韦再北上。但韦莅潭未数月，旋即弃世。杜甫只得暂留潭洲。至次年臧玠乱起，再经南行北徙，终因病谢世，唱完了人生的哀歌。
应该指出的是，自矜为郎或以郎自许的诗篇，在夔州诗中几乎俯拾皆是，但在湖南诗中已不复出现。在夔州时经常见于吟咏的银鱼、朱绂，在湖南诗中仅一处提到：“银章破在腰。”（《奉赠卢五丈参谋琚》）颇具讽刺意味。在江陵到湖南期间所作诸诗中，他对当时因为郎而离蜀事，不止一次地提到，并时时流露出追悔之情。他自述因病而未及入朝：
报主身已老，入朝病见妨。（《入衡州》）
蹉跎病江汉，不复谒承明。（《送覃二判官》）
因卧疾失去官位以至淹留成客：
伏枕因超忽，扁舟任往来。（《秋日荆南述怀》）
卧疾淹为客。（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》）
他觉得初行时的考虑有失周到：
得丧初难识，荣枯划易该！
这是愤辞，人生荣枯只能归咎于命运，得失祸福岂能预知。离峡以后，他日益感到为郎出走违背了自己的初愿：
沧溟恨衰谢，朱绂负平生。（《独坐》
孤负沧洲愿，谁云晚见招？（《奉赠卢五丈参谋琚》）
杨伦注前诗云：“言出、处两无当也。”注后诗：“言己处不成处，出不成出。”出指出仕，处指处隐。所说甚谛。其时他不再以郎官为荣，归隐之志重又占了主导。除了去襄、汉，他似乎还有志希踪葛洪勾漏求丹砂的胜事，以避世乱，但都未实现。
杜甫的忠君思想在云安、夔州时期表现得最为炽烈。“长怀报明主”（《摇落》）、“时危思报主，衰谢不能休”（《江上》）、“霜天到宫阙，恋主寸心明”（《柳司马至》）一类诗句，不断出现。将皇帝等同于国家，视为至高无上的偶像，这是杜甫认识的历史局限。同时也应看到，他既受命为郎，急于入京却因病留滞，对于国势安危、京师动息，至为关心，并时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。思主恋阙诸诗，表现的正是这一情绪。眼见朝纲日紊，民生凋敞，中兴无望，他在江陵湖南诗中更多地流露出对朝廷、皇帝的怨俳之情。他以为皇帝不能起用贤才是导致世乱的重要原因：
谁重斩邪剑？致君君未听！（《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》）
他认为朝廷和皇帝对他所持的弃而不问的态度，是导致他走投无路的直接原因：
养拙江湖外，朝廷记忆疏。（《酬韦韶州见寄》）
天意高难问，人情老易悲。（《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》）
天高无消息，弃我忽若遗。（《幽人》）
所谓“天”，即指皇帝。皇帝对自己弃之若敝履，自己的孤忠又由谁来鉴识呢？杜甫在湖南诗中，对朝廷更多地表现出消极、不满的情绪，如云：
皇舆三极北，身世五湖南，恋阙劳肝肺，论材愧杞柟。（《楼上》）
扁舟空老去，无补圣明朝。（《野望》）
老病南征日，君恩北望心。百年歌自苦，未见有知音。（《南征》）
在这种情绪下，归隐之志重新占了主导地位，是很自然的。
本文第一节曾指出，促使他离蜀出仕的原因之一，是他尚希冀以自己的力量“毫发裨社稷。”入朝未果，他将自己的政治见解写入诗章中。他希望朝廷重振纪纲，君臣共济，文武合力，以贞观为元龟，开中兴之伟业。希望引用贤俊，罢黜奸邪，使诸镇归附，兵戈偃息。以民生为邦本，销兵铸农器，重新均田，轻赋薄敛，使民生苏息，万邦安业，重致升平。这些见解多数来自儒家经训，能实现的可能性无疑是很渺茫的，杜甫的政治才干，似也值得怀疑。但他离蜀之初，确是带着这些理想，怀着可能实现的微薄希望，准备进京干一番事业。入朝受阻，他多次向入朝友人和朝廷要人申述，希望引起重视。在江陵、湖南，他意识到自己年老多病，已无能为力时，又屡次将责任托付年轻一辈：“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。”（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遗兴寄递呈苏涣侍御》）杜甫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忱，是至死未逾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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